恐惧时，血液流向大骨骼肌，如流向大腿，以便于奔跑；脸部则因缺血而变得惨白，同时会有血液流失的“冰冷”感觉。可能有一瞬间，躯体僵化，也许是争取时间来衡量藏匿是否为上策。大脑的情绪回路中枢激发大量激素，使躯体处于全面警戒状态，一触即发，密切注视逼近的威胁，随时采取最佳反应行动。
快乐时，大脑中枢抑制消极情绪的部位激活，产生忧虑情绪的部位则沉寂，准备行动的能量增加。不过，除这种静止状态外，并无其他特殊的生理变化，这将有利于机体从消极情绪的生理激发状态迅速恢复。这一机制不仅可使机体以逸待劳，而且还有养精蓄锐之意，可随时迎接一切挑战。
爱、温柔、性满足则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在生理反应上刚好与恐惧和愤怒引发的“战斗或逃跑”反应相反。副交感神经系统主要是“ 放松反应”，使机体整个处于一种平静和满足的状态，乐于合作、配合。
惊讶时，眉毛上扬，扩大了视觉搜索范围，视网膜上接收到更多的光刺激，可获取意外事件的更多信息，有助于更准确判断事件性质及策划最佳行动方案。
厌恶时的表情为：上唇扭向一边，鼻子微皱。这种表情几乎全世界的人都一样，这明白无误地显示：某物气味令人恶心。达尔文认为这是为了关闭鼻孔，阻止吸入可厌气味；或欲张嘴呕出有毒食物。

悲哀的主要功能是帮助调适严重的失落感，诸如最亲近的人逝去或重大失败等。悲哀减退了生命的活力与热情，对消遣娱乐已全无兴致，继续下去几成抑郁，机体的新陈代谢也因之减慢。
但这种回撤提供了一个反省的机会：悲悼所失，细嚼生命希望之所在；重聚能量，重整旗鼓，从头再来。像这样的能量暂时衰退，就早期人类而言，可把他们留在家里，因为此时他们较脆弱，易遭受伤害。其实这是一种安全保护机制。

人类的文化与个体生活经验进一步塑造这些生理反应。比如，失去至爱亲朋，无论谁都会表现出悲痛伤感。但是怎样表达悲伤，是当众号啕还是人前克制，私下哀泣，则受到文化的雕琢。甚至哪一类至爱亲朋是应悲悼的，也深受文化因素的影响。

早在有记载的历史之前，悠悠的进化历程就在严酷的生存环境条件下锻造着人类这些情绪反应。婴儿存活率极低；成人寿命不过岁；凶猛的食肉动物虎视眈眈；或是洪水滔天，赤地千里，人生存亡难卜，这样的生存条件随着人类进入农业时代或最原始社会的建立而大大改善了。最近一万年来，全球各种社会形态都取得了巨大进步，遏制人口增长的凶险环境力量已大大减弱。

原本攸关人类生存的情绪反应的重要性随外在压力的衰减似乎已荡然无存。洪荒时代，愤怒的一触即发可视为存亡的临界点，而今天来岁孩子随手可弄到枪支，一点就炸的情绪反应则酿成灾难。
我们的两个头脑我的一个朋友离婚了。她的丈夫爱上了更年轻的女同事，突然宣称要离家与那个女人共同生活。随后几个月是有关房子、财产、孩子监护权等的激烈争吵。此后，又过了几个月，她告诉我，很高兴自己重又独立了“，我现在再也不想他了，一点都不在乎他了”，说
着，眼里却闪出了泪花。
不留心也许就看不出她的眼泪。移情的理解告诉我们：泪眼朦胧意味着说话人口是心非，嘴上说无所谓，心底却很痛苦。这与白纸黑字表达的信息一样确凿无疑。每一个人不但有一个情感的大脑，还有一个理智的大脑。我们的每一个观念，都是两者共同运作的结果，一个思维，一个感受。
认识的这两种基本方式，截然不同但又相互作用，建构了我们的精神世界。理智大脑，是我们清醒的意识层面的认知模式，可明确地思索、考虑、反省；与之相辅相成的情感大脑，乃另一套认知体系，有时可能不符合逻辑，表现为冲动性，但同样是强有力的（ 情感大脑的详细特征，参见“ 附录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