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高见了我第一句话就问我带了多少伞过来，我撒谎说带不动，只带了一百把。大高说行，一百就一百，我先送过去给他，明天再多送些过去也行。大高给钱很爽快，三百一分不少全付清。大高付钱的爽快劲让我轻易地能看出他赚得不少，否则就他们这些人能这么爽快不欠帐那就是太阳打西边出了。还有就是，大高还指望我剩下的那批伞让他发点小财，岂不知我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再见时可能就是2012年了。

　　收了钱，我一阵快跑到小旅馆，拿了行礼赶紧出门而去。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我很清楚自己必须要离开这里，离开廿三里镇，离开这个犯罪现场。我和伞厂两清了，我和大高两清了，我的前途还有光明，我的家庭充满希望，我不能为这破事栽了。
　　我坐上中巴车直接往西，我到了义乌佛堂镇，这里是义乌的西边，而廿三里镇是义乌的东边，一东一西，我想自己应该是安全的了。
　　下了车，我满大街打听邮局，我必须将四百元寄出，寄出才是最安全的。我觉得四百元钱放在口袋里太沉了，沉甸甸地让人恐慌。在邮局递给工作人员的那一瞬间，我轻松了，非常美妙的感觉，我把这种恐慌转化成了幸福与希望，转化成了家的温暖。
　　我走出邮局摸摸口袋，我知道里面还装着三十四元钱。我要靠这三十四元在义乌生存下去，给家里寄钱，我相信自己能够做到！
　　我要尽快找到一份新工作。

　　现在是七月底，离过年还有六个月的时间，每个月按五百五十的工资算，我可以节约四百五十元，这样就是二千七。先寄一千回家，剩下的自己过年回去时再带回去。
　　我盘算了一番，感觉就是这个帐了。

　　那时我想，只要我离开了这个厂，离开了义乌你们谁都不认识我，在这里尊颜远远不如人民币重要，二者我只能选其一，因为我是来义乌挣钱的，不是来争取人权的。
　　这个厂子里的人不算多，大概七八十号人，主要以河南人与四川人为多。各地来的人以“同乡”为群体，经常性与其他群体发生摩擦，动不动就出手打架。现在有个词叫“低调”，那时的我不是低调，是根本不可能高调得起来，我的家乡就我一人在这家厂子里，我属“前不挨村后不挨店”无依无靠那类，我只能是遇事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就装怂。我只想平安工作，顺利拿工资。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我顺利又安全地度过了五十多天。我没事就看书，满宿舍都是书，有得看。别好奇，民工宿舍哪来那么多书？确实有，只不过全是盗版的杂志、小报类，比如《知音》、《婚姻与家庭》、《故事会》、《故事报》等等，合订本，单本都有。眼看就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说不开心那是假的，我日夜都在掰着手指算日期能不开心？

　　人算不如天算！
　　公元一九九八年我诸事不利，百般不顺，这是我后来总结的一句话。我都夹着尾巴在做人了，但还是会从天上掉鸟屎落在我的头上。
　　宿舍里经常有人赌博，玩一种“诈金花”的扑克牌，现在的网上也有，比较刺激，很多年轻人爱玩。我没钱，当然只是偶尔看看。
　　那晚，我从外边打电话回宿舍，看到我主管也在玩牌，于是我走到他身后站住叫了一声“好牌！”其实我根本没看到牌，原本只是想拍下马屁，没想到我主管拿的是少有的三个K，会玩“诈金花”的人都知道，这牌可了得了。其他几家也不知道是没牌跟还是因为我主管下注太大了些，纷纷弃牌。事情就这么简单。谁知那位主管气量非常小，看自己一手好牌没人跟钱气得不行，转过身来就恶狠狠地抽了我一大嘴巴，打得我云里雾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打完之后，鸟主管还不解气，朝我骂道：“叫你多嘴，他们不跟你给我钱啊！”我辩解说：“我刚从外面进来，你的牌是盖在桌上的，我根本就看不到。”

　　“你他妈还嘴硬！”主管又举起手抽过来，这次我有防备一转身躲掉了。躲过第二巴掌之后，我转身出了门，我知道此时此地我无道理可讲，我能做的只能是躲，躲着远远的，撒尿也隔着他们三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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