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中旬,我接到了陈老板的电话,他告诉我在抓产量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产品质量,因为厂里的品管已经发现好多不良品了。我当时在网吧里正忙得热火朝天,也没对陈老板的话太在意,只是口头上应允会牢牢抓质量不放的,请陈总放心。
七月初,交完货的第三天,陈总打来电话说出事了,产品百分之四十左右报废,主要问题就是焊点不牢,电镀时就脱焊了。陈老板让我赶紧停止加工,去永康一趟。我这下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马下令车间停工三天。
我找来主管与品管员,大发雷霆。主管说不关他的事,他只负责安排生产,掌握进度不误交货期;品管员口口声声说,他是按要求检查每个产品的,有问题的次品都挑出来返工过了。他们说得都斩钉截铁,好像问题根本就不可能出在我们这里。我想想他们说的也有一些道理,是不是有可能陈老板搞错了,把自己车间做的活当成我们加工的活了?
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我去了陈老板的厂子里。
陈老板看见我当然很是恼火,他强压住心头的火气对我说:“大勇,我一直很信任你,看中你,你怎么能加工出这样的产品来蒙我呢?货还没发就掉焊了,要是发到国外这个后果谁来承担?”
我一个劲地说对不起,作出满脸的诚意向陈老板道歉,我说:“陈总,要不这样吧,掉焊的产品我带回去重新点焊,返工费和电镀费都算我的。”其实,当时情急之下我都没算这笔费用,就是这笔费用也够我受的。
陈总说:“现在不是返不返工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本来这货期就很赶,拖了好几天了,明天客人就要来验货了,你让我拿什么给客人?客人的船期都订好了,就等着货去入仓了,你说你,我们早赶晚赶,就赶出这么一个结果来,唉……”
从陈老板的表情上我看得出来事情是越来越严重了,否则他不会这么烦躁不安。我问他怎么办?陈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事很糟糕。
我忍不住还是犹犹豫豫地说出了我憋在心里的想法,我说:“陈总,是不是你这边搞错了,这些次品不是我那边加工的?”
陈老板一听就怒了:“大勇,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你也太不地道,太让我失望了,我陈某十几岁就开始出来做生意,我还能做种冤枉人的事?”
我看陈老板火气越来越大,赶紧陪不是说:“陈总,我不是说您冤枉我,因为我问过我那边的主管与品管员,他们都一口咬定产品没问题,都检验过才发给您的。”
“什么?你还请了主管与品管?”陈说,“你才多大点加工厂啊,就请这个请那个了?你自己干什么去了?难怪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质量问题。”
听了陈老板这句话,我当时心里很不舒服,还怪他多管闲事,心想,我有钱了请二个人管理还不可以呀,你不是也请了很多人?我当时并没有真正地去明白陈老板话中含义,直到后来的后来,我才真真切切明白了这话更深的意义,普普通通的一句话,折射出了一个创业者平凡而高深的实战经验。虽然我心里在嘀咕,当然我嘴上并没有说出来,这话不能说。
陈老板看我低着头不说话,他才语气软了一些说:“好吧,我就拿证据给你看,让你看看我到底冤枉了你没有。”
说完,陈老板翻出了订货合同,指着数字让我看仔细,我一看这款产品订货合同上的数字低于陈老板发给我加工的数字,这就足够说明了一个事实:这款产品所有的点焊工序全部在我那完成的,铁的事实。
陈说:“你是聪明人,明白没有?我有没有冤枉你?”
我摇摇头表示没有。
陈继续说:“我一直以为你持着稳重,没想到你也是个轻浮之人,你这下害苦了我。”
我说:“陈总,是我错了,你的损失我来赔。”
陈一翻眼皮,露出整大片的白眼球说:“你赔?你有多少钱可以用来赔我?要不要我算笔帐给你听听?行,我今天就算给你看看,你坐下来看我算。”说完,陈老板便用笔在纸上一笔笔逐项地算给我听,大概有这么几项:
直接的有,配件成本、电镀费用、误了交货期的那部份产品空运费用(海运改空运);间接的有,由此延伸的生意信誉度直接影响到客人以后的合作度……间接的不算,光直接的损失大概就是十多万。难怪陈说我赔不起了。
我一时愣在那里如坐针毡,说句丢人的话,身上真冒汗,那不是热的,是急的。你想想,十几万啊,我卖苦力得卖上一辈子。刚刚开始走上创业之路就遭此磨难,以后还有人生希望吗?
陈老板算完帐一声不吭地走出了办公室,他没叫我离开,也没叫我别离开。他没说话我只能坐着等他回来。我现在根本就想不起来,自己当时坐在办公室里想了些什么,可能什么也没想,脑子一片空白吧。
二小时后,陈老板回来了,他同我说,你先回义乌去吧,好好想想,想拎清了再给我打电话。
我默默地离开永康回到了义乌。
我回到义乌后还没有来得及想出如何处理这个烂摊子的后事,工人们就全上门来讨要工资了,他们怕我连夜跑路。我想,这肯定是主管与品管员把所有的事情都同他们说了,让他们做好要钱的准备。
(我在前面说过,义乌工厂“家族式”管理模式的利与弊,如果当时我的主管与品管是我“家里人”,我就八成以上可以避免了此难的发生。说白了,我这种小小的加工厂根本拢不住主管与品管员的心,他们只是在我这混日子,混一天算一天,反正挣的是工钱,除此没有其他任何想法。书上说的“有效机制”对我这个原始部落的工厂而言就是对牛弹琴、铁杵缝衣。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在企业初期阶段,“家族式”的力量是种凝聚力,这是外力很难做到的。)
小小的房间里挤满了工人,虽然我口干舌燥地同他们解释因为他们的偷工以致货出了问题,导致我一分钱加工费没拿到不算还得赔人家十几万的损失,但工人们是不会听这套说辞的,他们认为干活拿报酬是天经地义的事,其他事他们管不着。
我想想也是,次品与正品都混到一起了,现在没办法再分得出是谁谁干的,分不出来就没有证据来具体扣谁的工钱。我咬咬牙,把身上的二万多元现金全拿出来发了工资,拿出这二万元无疑是在割我的肉,一刀一刀割得我痛不欲生。这二万多元不关是对我,对我父母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发完工资,我身上还剩下二千多元,这是全部家当了。我没有发给主管与品管的工资,我是他们的受害者。但他们不会这么去想,他们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说我整天泡在网吧上网,不管厂里的事,如果严格管下去就不可能出这档子事了。我知道他们说的这句话很有道理,但这不能作为他们推卸责任的推脱词。所以我坚决不给他们发工资!
一天晚上,有人敲我房间的门,门刚一打开就从门外涌进五、六个人进来,其间有主管与品管员,我当即便明白过来了。我同所有的人讲道理,井井有条地讲,没人听,都嚷嚷着不给工钱就活劈了我。没办法,我只好告诉他们我没有钱了,过阵子再给他们钱。那伙人不肯走,说没钱也要想法子变钱出来。
最后,我实在是没人办法,只得对他们说,要现钱,每人发一半,另一半当是工作失误扣掉了,要全额工资那就等我有了钱再来拿,否则你们就打死我,反正命就一条在这,要,就拿去。人穷的时候,命也贱,敢与人赌!
他们叽叽喳喳议了一番最后选择了要一半现钱的工资。我怕再发生什么意外,就让主管留下来,其他人都出去,然后给了他们一半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