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脉通达，上下游熟稔，2011年10月宋文辉从公司辞职，自立门户。

老熟人Deepak送来了“开业大礼”。他又要买一批货，用于圣诞节销售，数额四百万元，比之前宋在贸易公司做打工族时都要大。不过这次，Deepak不能立即付款，需要15天账期周转。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宋文辉心中关于Deepak的关键词缩减成两项，买得起货的商人和与自己交情很深的有钱人，前者是利益，后者是人情。二者中无论哪一个都有将原本简单的交易引向危险轨迹的能力，那个被无限接近的雷区就是账期。

账期，即在客户、中间人以及厂家之间，厂家先将货赊销给信赖的中间人，中间人再将赊销的货二次赊销给客户的时间周期。这种经过两次赊欠的经营链对中间人而言危险极高，一旦出现客户逃单，仅仅赚取价差的宋文辉们将跌入债务深渊。

如果是之前，是否给账期，宋文辉供职的贸易公司会有严格的筛选控制，出错的几率小很多。现在单干的宋文辉可以自由决定赊账，无需征求谁同意致使客户跑单，同时自然风险自负。

宋文辉有点纠结。这是自己自立门户后的第一笔生意，Deepak有以往的良好记录作参考，对其支付能力，特别是自己的判断力深信不疑……他还是没立刻作决定。

在宋文辉遭难后，有人提出质疑说为何不选择信用证这种更安全的交易。信用证的意思是，Deepak提供由银行开具的信用凭证给宋。宋发货后，拿着信用证和发货单，可以在银行拿现。但宋文辉深知这在义乌市场交易的具体执行中有难度，最重要的原因是，信用证本身需要现金抵押，如果有这么多现金，买家也没理由提出要账期。在他考虑期间，Deepak邀请宋到自己义乌的临时办公地商量事情。进到办公室，宋文辉发现很多中间人在排队。从里间出来的，有的很沮丧，因为没能争取到订单，反之则欢欣雀跃。

宋文辉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被叫来成为旁观者，但所有的细节都在提醒暗示，如果再不决定，订单就要飞了，Deepak还有很多选择！

在我们以往的认知中，市场越成熟，相应的各种程序也会更严谨，然而现实中，绝大多数义乌中间人践行的却是另一套“短平快”的交易准则：对合同常识知之甚少，需要签合同了就从旁边随便拷贝一个过来，改改收货人和日期；没有交易必备的双方资质认证——包括宋文辉在内的所有中间人都清楚，Deepak在国内没有注册公司，也就是说，一旦有经济纠纷，取证和界定都相当困难。

说到底，还是因为宋文辉们的货品属于附加值不高、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产品。义乌小商品经营户们竞争激烈，更低的价格和更长账期成了单一又恶性的竞争手段。

办公现场无形的压力、市场长期的恶劣竞争环境压垮了宋文辉的心理防线。他同意了给账期，先后向Deepak发了412万元的货。想想不放心，他隔三岔五就去Deepak的公司转转，看见公司运作正常才能安心回自己办公室上班，他甚至嘱托住在Deepak公司附近的表弟随时留意着，有任何异动马上通知他。

2011年12月14日晚上11点左右，电话响了，同行告诉宋文辉，Deepak跑了。之后还说了什么，宋文辉没再能听进去一句。

失控

宋文辉第一反应是，不可能！他陆续收回了105万元货款。就在14日当天，他的户头还收到30万元呢。

赶到Deepak的办公室，已经有15家供货商在门口乱作一团了。大家一说开，原来Deepak对很多供应商许诺的账期都是14号前后，货款加起来有1000万元之多。很明显，这不是什么经营不善，而是恶意逃单。

宋文辉仍在不停摇头。让他一点一点绝望的是，他开始遵循各种线索想证明Deepak “不是”，而所有线索都指向“是”。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大家发现，Deepak拿过去的货，都是以低于拿货价卖出的；宋等人被邀请参观的广州别墅，原来是租的；Deepak及其同伙还同时在广州上演类似的戏码，在广州市场上，拖欠的货款也在1000万元左右。

事情已经很明显。大家开始兵分多路对Deepak进行全城追寻，终于拦下了人。向当地经侦大队报案，得到的答复是，“达不到诈骗的立案标准，人在这里，你问他要就是了”。

遭遇恶意逃单的故事在当地有很多。宋文辉听说不久前，有个同行在追讨过程中略加恐吓，对方一怕就还了钱。因为英文极佳，宋文辉被经营户推选出来，依样画葫芦，开着车把Deepak载到义乌郊外一个水库边，声称若不还钱，就会耍狠。

之后印度领事馆的介入，让这个简单的事件上升了好几个“档次”。

就在僵持的几日里，Deepak在广州原本说要来义乌还清欠款的同伴已出走境外，不见踪影。宋文辉坚持说，是这个同伴通知了印度驻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第三天开始，包括宋在内的很多商户接连收到自称是义乌外事办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要他们放人。宋文辉后来对记者说：“当时我怕极了，居然惊动了使领馆，觉得很严重，但我也清楚，不能交人。人一走，想再要回我的钱几乎就不可能了。”宋文辉们试图隐藏行踪，但最终还是被找到。

那天，在有义乌政府代表在场，出货方、Deepak、使领馆三方会议中，他们眼睁睁看Deepak被使领馆工作人员带走。随后，2011年12月底，宋文辉被起诉，理由是他在追讨欠款过程中行为过激，“进去”了13天，至今被限制出境。

宋文辉对记者说，他承认自己某些行为的失当，但 “我想拿回自己的钱，这有什么错？”

死结

因为“达不到诈骗的立案标准”，宋文辉和其余15家经营户只能进行民事起诉。官司赢了，但“经查Deepak在境内名下没有财产，判决书上的经济赔偿无从执行”。

被欠的款要不回，欠别人的又逃不掉，为偿还厂家货款，宋文辉卖掉房子、车子，五年努力付之东流。

今年8月，渐渐接受现实的宋文辉重新上班，进入一家贸易公司做起了中间人的老本行。工作之余，他会回当初决定单干时租下的办公室上网，这间交了两年房租的套间严格意义上只开业了两个月，之后宋便陷入与Deepak的纠缠中。

如今，这里成了网络室，也成了宋文辉坚持维权的一座孤岛。他将表弟注册的为自己鸣不平的微博拿过来自己打理，给自己认为“有用”的大V一遍遍发私信，有时发一天没人理，他的心便黯淡下来，让自己认命，有时转发多一些，他又燃起一点希望，向每一位转发者致谢。日子就在忽明忽暗的心境中悄然流逝。

今年4月和9月，宋文辉又成了被告。告他的是被拖欠货款的厂家。宋文辉说“是我拖累了他们，但现在我确实没办法。”若有厂家找他还钱，他只能将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如果是几个一起来，只能谁急先给谁。

在走访义乌的几天里，许多中间人都告诉记者，由于逃单太容易，即便抓到也不用负刑事责任，大不了还款。老老实实做贸易，五年不过赚个一千万，若是逃单成功，一次性就能净挣这么多，还没有经营的辛苦，如此方便如此多利，试问多少人能经受住诱惑？

对此，当地部门与企业主都想了办法。比如搭建了贸易预警平台，将有过不良记录的商人或公司名挂出来以警示他人。再比如企业主之间建立沟通群，对不良商贩信息及预防措施及时通报。这种以代价换教训的名单背后，是每增加一个名字都预示着又有多一个人蒙受巨额损失。况且，正如许多中间人所说，谁能保证名单上的人不会指使他人，自己做幕后老板。

如今的宋文辉，已经能条理清晰地分析Deepak律师的抗辩，比如“你们的货单怎么没有统一的”；“你们货单上只有签名没有签收地，这个应该不属于义乌管辖，应该到被告（Deepak）的住所地起诉，就是去印度起诉”；“你们有的制表人怎么自己没有签字，这不能证明单据是真的”……从中发现自己经营的漏洞，甚至还能指出对方律师的不妥之处。

然后他又陷入了一个死结：“不是我不想做得更规范，是因为大家都那么干，你抠得太死，会被市场淘汰的。”

——然而，随大流并不能保证他的不被淘汰，比如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