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天

　　傍晚下了当年秋天的第一场小雪。经过最后这几天惨酷至极的对待，陈惠芹已经连跪都跪不住了，但还是被从地下室里拖上院子，捆到院墙边的一根电话线?上。
野山告诉我，她还是能说话的，刚才在下面，她口齿不清地哀求他悄悄杀死自己。
“哼，是吗？”接到那个电话后，我已经在那间叫什么之月的地方间断地喝了几个晚上的酒了。当然不是为了那女人，而是为了我自己，以至於直到现在还有些头昏。
我提起一支军用电筒朝院子的后墙边走过去，细小的雪花在电筒的光环中闪闪发亮。不过温度还不够低，它们没有能在地上积起来，地面上湿淋淋的。沾在她光裸的皮肤上的雪片就像落在潮湿的地面上一样，转眼间就化成了清水。她像一只刚从水里捞出来的鸡雏那样瑟瑟地颤抖不止，电筒的光柱慢慢地从她的脸上向下扫过整个身体。
坦白地说，此时的陈惠芹尽管一丝不挂地裸露着身体，但是已经根本不再具有丝毫的女性吸引力，实际上，这已经算不上是一具年轻女性的躯体了。
她的脸笼罩在一层像尸体那样的青灰色当中，两侧的脸颊向内深深地凹陷进去，而一直像是抿在一起似的小小的嘴唇因为失去了后面牙齿的支撑，像老人那样松软地平摊开来，嘴角边还撕开了一个缺口。从她的肩膀到手臂显露出来的差不多就是一具骨架的形状，肮脏粗糙的皮肤包裹在上面就像是搭在衣架上的衣服一样皱缩松弛，她高高耸起的一对肩胛真的就只有鲫鱼的背脊那么窄。可以使女性自豪的丰盈柔软的皮下脂肪在她身上早已荡然无存，就连乳房都单薄乾瘪得如同垂挂在那里的两只空布袋，姑娘裸露的胸口就像是五十岁的老妇。
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是遭受虐待最为酷烈的地方，那上面的创伤，即使是在她被捕后的开头几天留下的，都几乎没有机会愈合过，总是刚刚覆上一层薄痂便又被残忍地再一次撕裂或烤焦。同样地，在它们下面的两肋，不只是一根根的肋骨历历可数地凸起在枯瘦的躯体上，由於的确被敲碎的玻璃瓶在上面划过，那里绽开的表皮和凝结的血块下，惨白的骨骼根本就暴露在外。
她的两只手一共少了三个半手指，左手的中指是从中间的关节被砍断的，右手被硬折断了一个小指，留着其它的指头据说是为了可以写供词，不过到现在这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从前面看不到她被反绑在身后的双手，但是跟她下面那双也缺了好几个足趾的赤脚一样，它们都溃烂得十分厉害，已经到了连肢体原来的形状都难以辨认的程度，差不多只是四块紫黑色的肉团而已。
因为几十天来一直被迫长期地站在地下，女人的大小腿都浮肿得很利害，脚腕处的肉很高地鼓起来把脚镣的铁箍包裹在中间，在腿的内侧从大腿根处开始乾结着几条一直向下延伸到脚边的深颜色的水迹，从她体内断续地流淌出浑浊的液体已经有许多天了。
她像病弱的家禽那样半闭着眼睛，偶尔吃力地咳嗽几声，困难地把带血的粘液从唇缝间往外推出来，她的肺里大概也已经积了不少水。我认为她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在她身前站了那么久，於是把手中的电筒掉过头来，重重地捅着她心口下方柔软的上腹部。
她把眼睛睁开了一些，渐渐地把目光集中到我的脸上。
　“小姑娘，你很不听话，皇军很不高兴，皇军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今晚是你的最后一夜了，好好地想一想。我会叫他们给你打开这些铁链，让你稍微地轻松一下，好好想一想吧！”
应该说她的表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但是可以感觉到有一片几乎是快乐的光辉掠过了她的脸。
我讨厌这种感觉，我用很慢的语调威胁说：“我知道你很想死，可是明天你会死得很痛很痛，很慢很慢。”
地下室沉浸在歇斯底里的狂热气氛当中。那个女学生双手捂脸躲在木笼的角落里放声痛哭，四、五个粗壮的日?，用铁锤逐个地砸碎陈惠芹剩下的手指和足趾。血滴、肉末和骨片四处飞溅，姑娘痛得缩成一团，沙哑沉闷地嗥叫着在宪兵们的脚下满地打滚；宪兵们则抬起军靴毫无顾忌地往她的身上、脸上乱踢乱踏。
由於不想使她的内脏受到重伤，这两个月来一直避免这样完全的放纵，现在反正无关紧要了。几只脚踩着她的肩膀和大腿，把她仰着脸压在地下，她的脸上沾满了泥和血，已经无从分辨五官，体侧有一根断裂的肋骨歪斜着穿出在体外。
为了让她清醒，不停地往她头上浇水，甚至把山田找来，强迫他给女人作人工呼吸。
我用手提起软绵绵的乳房：“这个你再也用不着了，割掉！”沿着边缘用刀来回锯着，一边割一边往外撕开。里面已经没有剩下什么肉了，拖出了一连串的脉管和腺体组织，以后鲜血迅速地漫起来淹没了它们。
“挂到上面去！”
结果这成了一件很费劲的事，因为陈惠芹已经像死人那样完全瘫软了，现在没法对她说：“爬起来，站到栏?那边去！”
往木栏?下面放了几个空弹药箱，有人在上面拉，有人在下面往上举，把女人靠着木柱立起来摆正位置。拉起她的一条手臂平举起来按在旁边的第二根柱子上，另一个人用粗大的铁钉钉穿她的手腕直到深入后面的柱子，铁钉应该穿过尺骨和挠骨的缝隙中间，这样才能负担住人体的重量。
再拉起她另一条手臂，钉在身体另一侧的柱子上：“好，可以放开了。”
陈惠芹被凌空悬挂到了两根木栏?上，血肉淋漓的脚尖距离地面大约有半公尺高。她的脚镣已经在昨天晚上被取下，在她肿大得像饭碗口那么粗的脚腕上深深地印着一圈皮破肉烂的凹槽，已经严重地化脓了。於是把她的脚侧过来横着按住，钉子穿过她的跟腱上方，把脚同样地钉紧在木?上。
我们站下来看了一会儿，那姑娘也从上面俯视着我。她嘴里剩下的几颗牙齿磨得“格吱”地响，在她愤怒的眼睛中映照出来的恐怕是我满脸的冷笑吧！由於刚刚经过的激烈的挣扎，由於四肢被刺穿了悬在高处的惊惧，也许还有面临最后时刻而激励起的决心，她现在在亢奋的精神状态下尚未感觉到十分的痛楚，不过她很快就会感觉到的。
她的每一次呼吸都要重妖一遍扩张而后收缩胸腔的动作，但是在现在的情形下，她全身的重量仅仅依靠手腕中的创口来承担。扩张胸腔对於任何一个像我这样稳稳地站在地面上的人来说是轻而易举、完全自动地进行的事，对於她来说却需要抽紧胸肌连同臂肌，把自己悬在空中的整个身体向上提起一点才能吸进一口空气。
在这个过程中，她手脚的创口会非常的痛，但是她必须继续呼吸下去，结果上半身的肌肉由於持续的剧痛而开始紧张、痉挛直到僵直，这使得她渐渐地无力牵动自己吸进足够多的空气，她会出於本能而急促地喘息，给自己的创伤造成更强烈的刺激，使得肌肉更加地乏力和麻痹。
被钉上十字架的人最终就是这样窒息而死的。由於她是渐渐地失去氧气，所以死亡的解脱到来的非常慢，取决於她的肌肉最终完全失去伸缩能力的时间。不少人被钉上架子后还可以活上一天甚至更久，据说有些地方会在稍晚一些的时候给犯人喝点酒麻醉他的神经，让他减轻一点痛苦，显然在这里我们不会这么做。
对於陈惠芹来说，幸运的是她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肺也已经受了伤，她可能会在两到三个小时之后得到解脱。
在那时之前，这个不幸的姑娘还要在完全的窒息或是更剧烈的疼痛这样仅有的两个选择之间苦苦地挣扎很久，残缺的胸脯和折断的骨头更会加剧她的痛苦。最后她可能会哭泣、会哀求、会抽搐着发出可怕的喘
绝望地拉扯自己的肢体试着把它们解脱出来，可是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凶狠地盯着人了。
“那个女人，处理掉！”
几个人钻进木栏中去把那个学生拖到外面，就在陈惠芹的脚下勒死了她，尸体暂时扔在原处。她和陈惠芹在一起待的时间太长了，没人知道她们俩说过些什么，不能让她再出去。
我让野山留下：“继续审问，如果完全坦白了可以把她放下来。”这是为了在以后写报告时可以说她是“在讯问中意外死亡”，不可能书面地承认我们是因为无可奈何而蓄意地杀害了她。
我走出地下室再也没有回来。下午他们来报告说她死了，那么她坚持得比我预计的要更长一些。来人没有报告说她死前是否有过希望进一步坦白的表示，反正没有任何记录。
也许野山他们因为觉得太过无聊，早就逃出了那个地方，到下午只是为了确认结果才去看了看，姑娘其实早就死了。我甚至开始怀疑野山为了使她能够早一些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可能乾脆爬上去用手掐死了她。
干这一行最终会使人变成完全的妄想狂，认真想一想就会明白陈惠芹案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难以理解的地方。她不肯把电台交给我们就很荒唐，谁都知道这是最无足轻重的事，你可以挖一个大坑往里面埋上十部发报机，它们都比不上一个有价值的情报员。我们疯狂地要把它找出来，只不过是为了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可以炫耀罢了，但是它对陈惠芹来说就不是一个炫耀性的东西了，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我有时会想整件事反过来是否能讲得通，如果陈惠芹去书店并不是去接受指示，而是相反，是去会见她控制的情报员。我现在觉得她并不简单地是一个传递文件的联络员而已，有可能她自己就有直接的情报来源，她拼死保护的也许与此有关。
在我们这一边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白左机关是如何地确定了女教师的身份。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情报，我也曾通过宪兵队作过正式的询问，但是从来没有得到像样的答复。也许是情报来源过於敏感；也许来源既简单又偶然，根本不值得提起；也许他们就是不想告诉宪兵。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军队最后的态度是把女教师处理掉，了结这个案子？
我可以试着猜测一些原因，但是我永远不会知道哪一个是真的。一方面，它被坚强的年轻姑娘永远地保存在了她残缺破碎的身体里。另一方面，在昭和２０年天皇玉诏发?之后，日方在中国的档案资料应该都已基本毁掉，而那些当事人们恐怕在那之前就开始陆续地阵亡，能活到现在的更是凤毛麟角了。至於这场战争中与我们对应的另一方或数方，这一类的档案从未认真地公开过。
日中建交后我曾经访问过中国，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所能许可的条件做了一些调查。我在下面列出我记录到的一些名单，这些姓名是真实的。由於我们的和对方的许多原因，我不会说出陈惠芹是否就在其中。

　　陈惠芹是本文中使用过的少数几个姓名之一，出於同样理由，姓名不是真实的。可以看出她们都是年轻的女性，并且在遇难前遭到日军的逮捕。作为亲身经历了那个年代的宪兵军官，我很容易想到她们在死前曾经遭受过什么样的痛苦。
对於她们本国的人民来说，她们是母亲、女儿、妻子、情人、姐妹、亲友或乡邻；对於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当时她们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