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老师说，办这个厂子自己吃了不少苦。当初什么也不懂，看别人做小玩具他也跟着做。自己不懂就到处找，从别的厂子挖来个懂技术的师傅，带着几个工人做。那时的产品太好卖了，供不应求，根本不愁卖不出去，就是愁做不出来。付老师这样轻松地描述说：白天从市场上买回材料，下午到整个夜里就让工人赶出来，第二天早上送到市场上给摊主，然后又买材料回来做，全是现钱。本加利，资金积累得很快，工人很快由五个变成十个，由十个变成五十个，头一年就赚了五十来万，第二年就更厉害了，赚了三百来万，第三年，也就是我去的那年就已经有了千万资产。机器设备也由最简单的切边、缝制等原始的变成注塑机。看过注塑机的人都知道，这种机器一台就要十万元左右。当时，我去厂子里时，他们光注塑机就已经有了二十几台了，后来还陆陆续续添了好多台。

　　当时按这种规模在义乌已经不算是小厂了，比那些手工作坊的工厂已经强很多。这付老师毕竟有文化，还比别人更早行一步注册了一个商标。
　　这话扯得有点远，还是扯回来说说我自己的事吧。我进了厂子后被安排当付老师的助手，没有具体分工干什么，一切行动听老头子安排，他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整理仓库呀，打扫厂子里卫生啊。后来我看这样下去不行，这简直就是把我当勤杂工使用嘛。我便想不能光听这老头子的，得自己给自己找活干。于是，我就给老头子讲大道理，照本宣科，讲企业的管理制度。老头听我说得也对，就让我着手细拟每个车间的车间管理制度。这样我才抽身远离了勤杂工的活，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忙碌起来，从书上抄抄摘摘地整理各种制度，整理完后又用毛笔以蝇头小楷抄在大纸上，最后装在像框里挂到各个车间的墙上。

　　付老师看我整理出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又见我写得一手好字，一点都不怀疑我的大学生身份。我自打进厂来，从来没有人问我要过毕业证书看，他们潜意识里对这个文凭根本不关心，他们只关心你好不好用，有无可用之处，好用就留，不好用就让你走。其实这种事一点都不难理解。因为当时大多数义乌工厂老板并不是把工厂当企业来办，而是当挣钱的一种营生手段，能挣多少算多少。就像那些乡下的手艺人，做完东西就拿到街市上去赶集，卖完回家再做，想法很简单。对于我这么一个不能给他们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人来说，大多时候只是个摆设，代表厂里有这么一个大学毕业生在，也是一种文化需求。他们并不真的明白什么叫企业文化、什么又叫企业管理。更多的精力全放在车间师傅身上，每天产量是多少，每个产品工价是多少，产品如何仿造得更好……诸如此类很实际的问题。现在想想，我觉得他们当初做得很对，抓住了最核心的东西才能以最大的能量最快的速度产生效益。

　　当然，这是指2000年前的义乌工厂，2000年后工厂主们也见多识广，也陆续思索工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以及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